一“、猪周期”的概念界定及其特征
（一）“猪周期”的概念界定
通常情况下，“猪周期”是指生猪生产、价格因供需不平衡等因素而引起的周期性现象。生猪周期较长、中途改变比较困难，其生产、价格往往存在周期性的波动，学界称为“生猪生产与价格周期性波动”。猪周期是一种经济现象，是一种“价高伤民，价贱伤农”的规律性猪肉价格变化怪圈。在我国，一个完整的猪周期包括了猪肉价格上升和下跌两个周期，时间跨度大概在三年左右。

（二）生产周期
生物机制是指生猪生产繁育周期对其产生的影响。生猪生产经过繁育母猪、产仔、育肥三个阶段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大约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生猪生产生理特点决定了生猪由产仔到投放市场供应有一个时间差。能繁母猪数量变化幅度及其生产性能直接决定着生猪生产量的波动幅度。生猪饲养者要扩大养殖规模，首先必须增加能繁母猪的数量，待生猪出栏量增加效果才会显现出来；反之，生猪养猪户就会通过提前淘汰能繁母猪来进一步减少生猪存栏数量。由于能繁母猪数量与其提供市场产量之间存在着较长的时滞关系，并且期间由于母猪生产性能或饲养管理水平的差异，都会导致最终提供市场产量的不确定性，这样就会加剧生猪市场的波动。
（三）生产结构
生产结构主要指生猪生产内部的规模化程度。我国生猪生产长期以来一直以分散饲养为主，规模化程度低是造成全国“猪周期”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大多数生猪散养户趋同行为显著，极易同时进入或退出养猪业，形成聚合效应，造成生猪生产大的波动。一是我国生猪散养户养猪的设施比较简陋，进入与退出的成本都是比较低廉的，当生猪价格比较高的时候，养殖户纷纷扩大生猪饲养；反过来，饲养户就减少饲养或者退出不养，一般来说不会造成太大的经济损失。二是目前我国农户散养生猪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粗放的，很容易使生猪传染疾病，且饲养户的防疫意识相对淡薄，防疫知识也比较缺乏，一旦疫病爆发，往往会造成大面积的生猪死亡，使许多生猪饲养户产生恐惧心理甚至放弃饲养，极易造成生猪生产大幅下降。三是有相当一部分生猪养殖户通过中间商、猪贩子获取生猪市场信息，散养户信息渠道单一，信息服务滞后，或凭个人经验对生猪市场做出比较简单的判断分析，难以进行科学合理的生产。当“小生产”面对“大市场”时，很容易因生猪市场信息不对称而决策失误、遭受较大的经济损失。再加之我国生猪产业化程度比较低，从众心理很强，容易出现一哄而上或一哄而下，造成生猪生产的大幅震荡。小散户没有抵御市场风险能力，难敌大市场。而规模化养殖则能克服散户生产弊端，有利于生猪生产的稳定发展。此外，不断上升的养殖成本压缩利润空间、养猪业贷款难、规模养殖用地困难等等，都是导致养殖户难以抵御市场风险的原因。
（四）外部冲击
从总体上来看，国家对生猪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还相当薄弱，目前很难适时引导生猪饲养者养猪。
1.经济增长对生猪生产与价格的影响。当经济增长速度较高时，在市场调节机制作用下，饲养生猪的比较利益降低，土地等要素向投资收益率更高的工业和城市转移，生猪生产下降。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和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镇，猪肉需求增加。生猪供给的减少和需求的增加，促使生猪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又反过来刺激养猪户扩大生猪生产规模。反过来，也是同理。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不仅会影响当年的生猪生产，而且会对一年或两年后生猪生产带来影响。
2.疫病因素对生猪生产与价格的影响。生猪疫病对生猪市场的影响具有双向性：一是导致消费者对猪肉的需求减少，二是会使生猪生产者的生产量下降。通常情况下，疫情结束后，市场上的猪肉需求量会很快恢复，而生猪生产具有一定的时滞性，难以很快在短期内补给到位，短期内供需失衡会导致生猪市场价格上涨，因此，与需求相比，生猪疫病对猪肉市场供给的影响更大、持续时间也更长，更进一步加剧了生猪市场价格的波动性。
3.政策因素生猪生产与价格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生猪政策逐步进行调整。1979年起开放生猪市场；1985年取消生猪统购统销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重点转向扩大生猪生产、调整结构、提高效率及提升质量和安全性。2007年生猪出现供应量绝对下降，国家出台一系列对能繁母猪补贴、生猪大县奖。鼓励、生猪良种补贴等政策，极大刺激了养猪户的积极性。2009年国家出台了《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将综合调控措施的主要目标确定为猪粮比价不低于5.5:1。2012年、2016年，国家相关部委又对猪粮比价平衡点进行了适度调整。生猪政策的调整，对生猪生产及价格都会带来较大影响。
三、破解“猪周期”的路径选择
多年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常出现上一轮“猪周期”走过，下一轮“猪周期”又至。由于我国生猪产业集约化程度有限，产业基础还相当薄弱，要从根本上破解“猪周期”问题，还应统筹兼顾、综合施策、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加速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一）大力发展生猪规模养殖，建立稳定的风险承担机制
只有结合我国国情，大力发展生猪规模化饲养，才能进一步增强我国生猪饲养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大力推行规模生猪生产，便于推广先进的生猪养殖技术，也便于集中购买所需生产物资，进一步降低生猪饲养经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也有利于培育生产主体的诚信度。而且，由于规模养殖户能及时与市场进行沟通联系，便于及时掌握市场上有关生猪的信息动态，获取这些市场信心的渠道广泛，具有较强的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同时，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小生猪市场的波动。因为生猪规模养殖户以养猪为其主业，一般不会随意退出生猪市场，能够为市场提供较为稳定的生猪源，国家也便于调控市场、稳定价格、保障供应。从国外一些国家来看，规模养殖是稳定发展生猪饲养业、有效保障市场供应的一条正确路径。目前我国生猪供应与需求端不能直接对接，容易导致生猪价格暴涨暴跌。我国应借鉴巴西及欧美等国做法，大力发展生猪规模饲养，稳定生产，建立起养殖户与屠宰场联合一体化生产方式，减小生猪生产与市场价格的波动。另外，还要进一步健全生猪市场流通体系，将生猪现货、期货市场和农村信息化发展相结合，建立覆盖各养殖区的生猪养殖信息网络。
（二）探索生猪目标价格制，烫平、减缓“猪周期”
目标价格政策，在市场价格过高时补贴低收入消费者，在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按差价补贴生产者。目前，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试点已经开始，新疆棉花、东北及内蒙古大豆被纳入首批试点范围。如果试点成熟，进一步加以总结推广，生猪（猪肉）也适合这样的目标价格制，即设定目标价格，进行差价补贴，既稳定了生猪生产，降低了生猪养殖户的生产风险，同时又保障消费者需求，稳定了终端消费价格。国家应在生猪目标价格方面探索政策框架，进行顶层设计，为生猪生产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政策指导与路径设计，烫平、减缓“猪周期”给我国生猪产业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
（三）试点推广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引导生产者规避市场风险
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即以生猪为保险标的、以生猪价格指数为保险责任的一种保险。北京市正式启动了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平均“猪粮比”低于6∶1，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给予生猪养殖户赔偿，避免了生猪生产的大幅波动。目前，有的地方通过保险提供补偿保障，已成为现代农业规避风险的主要手段。南方不少县市已经试点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民可为生猪、奶牛、肉鸡等投保，保费享受70%的财政补贴。面对深度涨落的生猪价格，我国应引导生猪养殖主体在积极调整生产结构的同时，开发商品猪保险产品等措施，为稳定发展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奠定坚实基础。
（四）推出生猪期货贸易，引导现货市场运行发展
期货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机制能动地调节和引导现货市场的运行和发展。我国加快建设生猪期货市场，有利于增强生猪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话语权。我国是全球猪肉第一生产大国，国内需求巨大。但国内养殖户多为中小散户，资本实力弱，抵御风险能力相对较差。鼓励屠宰、养殖大型企业参与大宗饲料原料期货市场和生猪电子交易，积极培育和发展生猪期货的机构投资者，为推出中国生猪期货和持续稳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全球的期货市场上，开展过猪类期货交易的交易所已有很多，如美国中美洲商品交易所、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波兰波兹南交易所、荷兰阿姆斯特丹农业期货交易所、德国汉诺威商品交易所和韩国交易所等。我国可在借鉴国际上开展生猪期货的成功经验，在连续推进生猪产业一体化经营的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生猪期货合约标准。